我叫陈建军,今年55岁 已经退休了。
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,压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警服,肩章是老式的五角星,领口的纽扣磨得发亮。每次整理文件时瞥见它,指尖触到粗糙的棉布面料,三十年前第一次穿上警服的那种悸动,总会顺着血管蔓延开来,像老槐树的根,深深扎在记忆里。
1993年的夏天,我二十十八岁,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城郊派出所。报到那天,所长老李亲自到门口接我,他拍着我结实的肩膀说:“小陈,咱城郊派出所管着三个村、两个工厂,家长里短、鸡飞狗跳的事儿多,你年轻力壮,可得扛住。”我当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裤,上身是新买的的确良衬衫,攥着分配通知书的手心里全是汗,用力点头:“李所长,您放心,我不怕苦。”
那天下午,老李带我熟悉辖区。骑着所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,穿行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。路两旁是成片的玉米地,绿油油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,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,偶尔传来几声狗吠。老李指着一片低矮的砖房说:“那是东风村,村里的张大娘和李大爷是老邻居,就因为院墙边那半米宽的菜地,吵了快十年了,你以后少不了跟他们打交道。”我当时还笑着说:“多大点事儿,劝劝不就完了?”老李摇摇头,没说话,只是叹了口气。
我没料到,第一次独立出警,就遇上了这两位“老冤家”。
那天中午,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了,尖锐的铃声划破了午休的宁静。“派出所吗?快来人啊!张大娘和李大爷又打起来了!”电话里是东风村村干部王会计焦急的声音。我抓起警帽往头上一扣,蹬上自行车就往村里赶。
到了村口,就听见一阵激烈的争吵声,夹杂着锄头碰撞的脆响。我赶紧冲过去,只见张大娘和李大爷正站在院墙边,手里都攥着锄头,脸红脖子粗地对骂着。张大娘头发花白,穿着蓝色的粗布褂子,气得浑身发抖:“陈警官你评评理!他凭什么把菜种到我家院墙根下?这地本来就是我的!”李大爷也不甘示弱,梗着脖子喊:“什么你的我的?这地是集体的,我种了这么多年,凭什么现在不让种了?”
我赶紧拦在两人中间,夺下他们手里的锄头。“大爷大妈,别激动,有话好好说。”我劝了半天,两人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一些。原来,张大娘想在院墙边搭个鸡棚,可李大爷在院墙外侧种了一排黄瓜,藤蔓都爬到了张大娘的院墙上,影响了鸡棚的搭建。两人为此吵了好几次,今天早上张大娘趁着李大爷不在家,把几根黄瓜藤拔了,李大爷回来发现后,气不过就把锄头抡了起来。
我跟着他们到院子里一看,院墙边的黄瓜藤确实被拔了几棵,地里还留着半截藤蔓,而张大娘准备搭鸡棚的地方,确实离李大爷的菜地只有半米远。“大爷,大妈,都是邻里邻居的,抬头不见低头见,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多不值啊。”我蹲在菜地边,指着那半米宽的空地说,“您看,张大娘搭鸡棚也用不了多大地方,李大爷您的黄瓜藤往旁边挪挪,互不影响多好。”
可两人谁也不肯让步,张大娘坚持要李大爷把菜地往后退半米,李大爷则说张大娘拔了他的黄瓜藤,必须赔他损失。我劝了两个多小时,嗓子都哑了,口干舌燥的,两人还是各执一词。看着他们僵持不下的样子,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带着的搪瓷缸子——那是部队里发的,跟着我好几年了,缸身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。
我把搪瓷缸子从口袋里掏出来,找了块石头,“啪”的一声把缸子劈成了两半。“大爷,大妈,您看这缸子,本来是一个整体,现在劈成两半,就像你们俩现在这样,各不相让。”我把一半缸子递给张大娘,另一半递给李大爷,“我把这缸子给你们,一人一半当界碑,以后张大娘的鸡棚就以这半块缸子为界,李大爷的菜地也以这半块缸子为界,互不侵犯。至于拔了的黄瓜藤,张大娘您晚上给李大爷送两个鸡蛋,就当赔个不是,李大爷您也别再追究了,行吗?”
两人看着手里的半块搪瓷缸子,愣住了。张大娘捏着缸子,眼圈有点红:“陈警官,你这是干啥,好好的缸子就这么劈了……”李大爷也叹了口气:“其实我也不是非要较真,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”我趁热打铁:“大爷大妈,远亲不如近邻,以后互相帮衬着点,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啊。”
那天傍晚,张大娘真的给李大爷送了两个鸡蛋,李大爷也主动把菜地往后挪了半米。后来我每次路过东风村,两人都会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喝水,院墙边的那半块搪瓷缸子,被他们用石头压着,成了村里最特别的“界碑”。而那半块劈成两半的搪瓷缸子,后来被我收在了抽屉里,瓷片豁口处被岁月磨得光滑,成了我从警生涯里最特别的“警械”。
刚入警的那几年,派出所的条件很艰苦。办公室是两间低矮的砖房,墙壁上布满了裂缝,冬天漏风,夏天漏雨。所里只有五个人,一辆旧自行车,一台老式的对讲机,出警全靠腿跑、自行车蹬。那时候的辖区,治安状况比现在复杂得多,偷鸡摸狗、打架斗殴的事儿经常发生,还有工厂里的劳资纠纷、村里的宅基地矛盾,每天忙得脚不沾地。
记得有一年冬天,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,积雪没过了膝盖。晚上十一点多,值班室的电话响了,是辖区里的红星工厂,说有几十名工人因为拖欠工资的事儿,把厂长办公室围了起来,情绪很激动。我和老李、还有另外两个同事,顶着大雪往工厂赶。自行车根本骑不了,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,雪花打在脸上,像刀子一样疼,耳朵冻得失去了知觉,鞋里灌满了雪水,冰凉刺骨。
到了工厂,只见厂长办公室门口围了几十个工人,他们穿着单薄的工装,冻得瑟瑟发抖,却个个怒气冲冲。“我们要工资!不给工资就不走!”工人们举着牌子,大声喊着口号。厂长躲在办公室里,吓得不敢出来。我和老李赶紧分开人群,走到工人中间:“大家静一静,有话好好说,堵着办公室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”
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师傅站出来,红着眼睛说:“陈警官,我们不是故意闹事,这都快过年了,工资拖欠了三个月,我们等着钱回家过年呢!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师傅,我知道你们不容易,也理解你们的心情。但闹事解决不了问题,反而可能触犯法律。你们先推选几个代表,跟厂长坐下来谈,我们来帮你们协调。”
经过我们的劝说,工人们终于同意推选代表谈判。我和老李把厂长从办公室里请出来,厂长一脸为难地说:“陈警官,不是我不想给工人发工资,实在是工厂资金周转不开,货款还没回笼。”“厂长,工人跟着你干活,挣点辛苦钱不容易,快过年了,无论如何也得给他们发点工资,让他们能安心回家过年。”老李严肃地说,“你想想办法,哪怕先给工人发一部分,剩下的写个欠条,约定好还款日期。”
那天晚上,我们一直协调到凌晨三点多。厂长终于同意,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,给每个工人发了一半工资,剩下的工资承诺年后一个月内结清,并写下了欠条。工人们拿到工资,脸上露出了笑容,握着我的手说:“陈警官,谢谢你,不然我们这个年都过不好。”走出工厂时,天已经亮了,雪还在下,我们四个人的身上、头上全是雪,像四个雪人,但心里却暖暖的。
从警第五年,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,被调到了刑警队。刑警队的工作,比派出所更危险、更辛苦,经常要熬夜蹲守、千里追逃,有时候一个案子下来,好几天都睡不上一个安稳觉。但我喜欢这份工作,每当侦破一个案件,将嫌疑人绳之以法,那种成就感,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。
我在刑警队办的第一个大案,是一起盗窃团伙案。那时候,辖区内连续发生了十几起入室盗窃案,作案团伙非常狡猾,专挑凌晨作案,而且作案后不留任何痕迹,给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居民们人心惶惶,晚上都不敢睡觉,纷纷到派出所报案。
队里成立了专案组,我负责排查线索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泡在辖区的各个小区里,调取监控录像,走访居民,寻找作案团伙的蛛丝马迹。监控录像都是黑白的,而且画质模糊,我坐在电脑前,一帧一帧地看,眼睛都看花了,有时候看累了,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,醒来继续看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半个多月的排查,我终于从一段监控录像里发现了线索。录像里,三个黑影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,出现在一个小区的围墙外,他们动作敏捷,翻围墙的时候毫不费力,而且身上背着一个大包,形迹十分可疑。我把这段监控录像反复看了几十遍,记住了他们的身高、体型和走路姿势。
接着,我又走访了周边的几个小区,发现这三个黑影在其他小区的监控录像里也出现过。通过分析他们的作案时间和路线,我判断这个盗窃团伙很可能就藏在辖区边缘的一个城中村。于是,我和几个同事伪装成租客,在城中村摸排了一个星期,终于锁定了他们的藏身之处。
抓捕那天,我们凌晨四点就出发了。城中村的巷子狭窄曲折,像迷宫一样,我们小心翼翼地摸到嫌疑人的出租屋门口。我一脚踹开房门,大喊一声:“警察!不许动!”屋里的三个嫌疑人还在睡觉,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其中一个嫌疑人试图反抗,我冲上去一把将他按在地上,给他戴上了手铐。另外两个嫌疑人见状,也不敢反抗了,乖乖地被我们制服。
在出租屋里,我们搜出了大量的赃物,有现金、首饰、电脑、手机等,满满两大箱。后来经过审讯,这个盗窃团伙交代了他们在辖区内连续作案十几起的犯罪事实。案件侦破后,居民们专门给刑警队送来了锦旗,上面写着“神速破案,为民除害”。看着锦旗上鲜红的大字,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,也更加坚定了我当警察的信念。
但刑警队的工作,也充满了危险。有一次,我们抓捕一个贩毒嫌疑人,嫌疑人手里拿着枪,而且非常狡猾。我们得到消息,嫌疑人藏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,于是我们立刻赶了过去。仓库里漆黑一片,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,我们打着手电,小心翼翼地往里走。
突然,一个黑影从角落里冲了出来,手里举着枪,大喊:“别过来!再过来我就开枪了!”我和同事们立刻停下脚步,屏住呼吸。“放下枪!你已经被包围了,负隅顽抗是没有用的!”我大声喊道。嫌疑人情绪激动,双手颤抖着,枪口对着我们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我身边的老刑警王哥突然扑了过去,一把抓住嫌疑人的手腕,枪口被扭到了天上。我趁机冲上去,抱住嫌疑人的腰,把他按在地上。在搏斗的过程中,嫌疑人的枪走火了,子弹擦着我的耳边飞过,打在了墙上,溅起一片灰尘。
事后,王哥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陈,刚才太危险了,以后遇到这种情况,一定要冷静,不能冲动。”我点点头,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枪口,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但我不后悔,作为一名刑警,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,是我的职责,哪怕再危险,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
2013年的那个雨夜,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。
那天晚上,下起了瓢泼大雨,雷声滚滚,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。晚上八点多,值班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,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:“警察同志,求求你们,我的孩子丢了!”我心里一紧,赶紧问:“大姐,你别着急,慢慢说,孩子多大了?什么时候丢的?在哪里丢的?”
女人哽咽着说:“我的孩子三岁了,叫小宝,刚才我带着他在东风村的村口散步,突然来了一阵大风,我回头一看,孩子就不见了!我找了好半天都没找到,求求你们帮帮我!”我安慰她说:“大姐,你别着急,我们马上过去。”挂了电话,我立刻召集了四个同事,带上手电筒、雨衣,驱车赶往东风村。
到了东风村,雨下得更大了,路上全是积水,车子根本开不进去。我们只好下车,穿着雨衣,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里寻找。“小宝!小宝!”我们一边走,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,声音被雨声和雷声淹没。孩子的母亲跟在我们后面,哭得死去活来:“小宝,你在哪里啊?妈妈对不起你!”
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,沉甸甸的。三岁的孩子,在这么大的雨夜里走失,太危险了。他可能会掉进水里,可能会被雷电吓到,也可能会遇到坏人。我不敢再想下去,只能加快脚步,仔细地搜索着每一个角落。
村里的路坑坑洼洼,我们的鞋子里灌满了泥浆,雨衣被雨水泡得沉重,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手电筒的光在雨雾中显得很微弱,我们只能靠着这微弱的光,拨开路边的杂草,查看每一个可能藏着孩子的地方。村里的乡亲们听说孩子丢了,也纷纷穿上雨衣,拿着手电筒,加入到寻找的队伍中。一时间,村里到处都是呼喊“小宝”的声音,在雨夜里回荡。
我们从村口找到村尾,从村东找到村西,整整找了四个多小时,还是没有找到孩子的踪迹。孩子的母亲已经哭得站不起来了,瘫坐在地上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:“小宝,你快出来啊,妈妈不能没有你。”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,心里也不好受,安慰她说:“大姐,你别放弃,我们一定能找到孩子的。”
天快亮的时候,雨稍微小了一些。我们决定扩大搜索范围,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去找。玉米地有几十亩,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,密密麻麻的,在里面找人非常困难。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,每组两个人,还有一个人留在村里接应。我和同事小李一组,钻进了玉米地。
玉米地里的泥浆更深,每走一步都要陷下去半尺,玉米叶上的雨水打在脸上,冰凉刺骨。我们一边拨开玉米秆,一边喊着“小宝”的名字,声音嘶哑。突然,我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哭声,像是孩子的声音。我心里一喜,赶紧对小李说:“小李,你听,是不是小宝的声音?”小李停下来,仔细听了听,说:“好像是!在那边!”
我们顺着哭声的方向跑去,玉米秆被我们撞得“哗哗”作响。跑了大概几十米,我们在田埂边的一个稻草人旁,看见了蜷缩在那里的小宝。他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,小脸冻得发紫,嘴唇哆嗦着,手里还攥着半块化了的糖。我赶紧跑过去,把他抱在怀里。小宝看见我,哇的一声哭了出来,哆哆嗦嗦地往我怀里钻:“警察叔叔,我怕……妈妈在哪里?”
“小宝不怕,叔叔带你找妈妈。”我把他裹进我的警服里,警服虽然也湿了,但至少能挡住一些风雨。我抱着小宝,快步走出玉米地。小李赶紧跑过来,给小宝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和泪水。当我们把小宝带到他母亲面前时,孩子的母亲一下子扑了过来,抱住小宝,放声大哭:“小宝,妈妈终于找到你了!谢谢你,警察同志,太谢谢你们了!”
我看着母子俩相拥而泣的样子,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这时候,天已经亮了,雨也停了,东方泛起了鱼肚白。小宝在母亲的怀里,抬起头,看着我,用稚嫩的声音说:“警察叔叔,你身上有太阳的味道。”我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,摸了摸他的头。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和疲惫都值了。
后来我才知道,小宝是因为追一只蝴蝶,不小心跑到了玉米地里,然后迷路了。天黑下雨,他害怕极了,就蜷缩在稻草人旁,一直等着有人来救他。那半块糖,是他妈妈给他买的,他一直攥在手里,舍不得吃。
那张泛黄的照片,就是那天上午拍的。小宝的母亲带着他,专门来到派出所,要给我们送锦旗。同事用相机拍下了我和小宝的合影,照片里,小宝穿着干净的衣服,脸上带着笑容,依偎在我身边,我穿着警服,搂着他的肩膀,脸上也洋溢着笑容。如今,这张照片被我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,每当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那个雨夜,想起小宝说的那句“警察叔叔,你身上有太阳的味道”。而小宝,现在也成了一名辅警,就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城郊派出所。去年夏天我回去调研,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着辅警制服的年轻小伙子,正蹲在巷口给一位老大娘讲解防诈骗知识,眉眼间的认真劲儿,像极了当年的我。走近了才发现,他胸前挂着的工作牌上,赫然印着“李宝”两个字。
“陈叔!”他先认出了我,眼睛一亮,快步跑过来握住我的手。他的手很有力,掌心带着和我当年一样的薄茧。“我听我妈说您要来,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。”我拍着他的胳膊,打量着这个已经长到一米八的小伙子,心里满是欣慰:“好小子,都长这么高了,穿上制服真精神。”
那天中午,小宝请我在派出所旁边的小饭馆吃饭,席间他告诉我,当年被我从玉米地里抱出来的那一刻,就觉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勇敢、最可靠的人,所以高考填报志愿时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警察学院的辅警定向培养专业。“陈叔,我一直记得您身上的‘太阳味’,现在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,给老百姓带去温暖和安全感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神格外坚定,像极了年轻时的我。
看着眼前的小宝,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刚入警时的样子,想起了老李所长拍着我的肩膀说“扛住”的那一刻。原来,警徽的光芒真的可以传递,就像一颗种子,在心里生根发芽,长成参天大树。
2018年,我已经是刑警队的副队长,手下带了一群年轻的警员,小李就是其中最拔尖的一个。他警校毕业,理论知识扎实,身手也好,就是性子有点急,缺乏实战经验。我一直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,每次出警都带着他,想让他多积累点经验。
那年秋天,我们接到一起恶性入室抢劫案的报案。受害者是一对老夫妻,家里的现金和首饰被洗劫一空,老大爷还被嫌疑人打成了重伤,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。案发地点在偏远的山区农村,交通不便,监控覆盖率低,给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
我带着小李和另外三个同事赶到案发地时,天已经黑了。村里的路崎岖不平,我们借着手电筒的光,仔细勘察现场。现场被嫌疑人翻得乱七八糟,门窗没有明显的撬痕,说明嫌疑人可能是熟人作案,或者是提前踩过点。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枚模糊的脚印和几根毛发,连夜送到了市局的鉴定中心。
接下来的几天,我们在村里展开了走访调查。村里的人不多,大多是老人和孩子,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。我们挨家挨户地询问,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小李很卖力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跟着村干部去村里走访,晚上回来还整理走访记录到深夜。但几天下来,案件没有任何进展,大家都有些沮丧。
“陈队,难道嫌疑人真的就这么凭空消失了?”小李坐在门槛上,揉着酸痛的腿,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甘。我递给她一瓶水,说:“别急,破案就像剥洋葱,得一层一层来,总有露出真相的时候。”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着急,但作为队长,我不能表现出来,必须稳住大家的情绪。
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,鉴定中心传来了消息:现场提取到的毛发DNA,与辖区内一名有盗窃前科的男子张某的DNA比对成功。这个消息让大家精神一振,我们立刻调取了张某的档案。张某,四十多岁,有多次盗窃、抢劫前科,出狱后一直无业,经常在周边村镇游荡。
我们判断张某很可能还在附近藏匿,于是立刻展开了搜捕。我和小李一组,负责排查村外的废弃厂房和山洞。山区的夜晚格外寒冷,风一吹,冻得人直打哆嗦。我们打着手电,在漆黑的山林里穿行,脚下的碎石子硌得脚生疼。
“陈队,你看那边!”小李突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山洞,压低了声音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山洞里隐约有火光闪烁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山洞,听见里面传来了说话声。“这次运气不错,抢了不少钱,等风头过了,咱们就去城里潇洒。”是张某的声音!
我和小李对视一眼,立刻做好了抓捕准备。我示意小李从侧面包抄,自己则正面出击。“张某,你已经被包围了,赶紧出来投降!”我对着山洞大喊一声。山洞里的火光瞬间熄灭,紧接着传来了桌椅碰撞的声音。
“想抓我?没那么容易!”张某大喊着,手里拿着一把菜刀,从山洞里冲了出来。他眼神凶狠,挥舞着菜刀,朝着我砍来。我早有准备,侧身躲开,顺势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。张某膝盖一软,跪倒在地,但他并没有放弃,挣扎着站起来,再次挥舞着菜刀扑了过来。
小李从侧面冲了上来,试图抱住张某的胳膊,但张某力气很大,一把推开了小李。小李踉跄了几步,摔倒在地。我见状,心里一急,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,死死抱住张某的腰。张某疯狂地扭动着身体,手里的菜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,刀锋划破了我的胳膊,火辣辣地疼。
“陈队!”小李大喊着,从地上爬起来,冲过来帮忙。我们两人合力,终于将张某按在了地上。我掏出腰间的手铐,“咔嗒”一声,将张某的双手铐住。这时候,其他同事也赶了过来,将张某制服。
我低头看了看胳膊上的伤口,鲜血已经浸透了警服。小李焦急地说:“陈队,你的胳膊流血了,快包扎一下。”我摆摆手,说:“没事,小伤。”其实伤口很深,疼得我直咧嘴,但看着被制服的张某,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
后来,张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他出狱后一直没有收入,便伙同另外两名同伙,提前踩点,趁老夫妻熟睡时入室抢劫,得手后逃到了山里的山洞藏匿。案件侦破后,受害者的家属专门给我们送来了锦旗,握着我的手说:“陈警官,太谢谢你们了,帮我们找回了损失,还抓住了凶手。”
那道疤痕现在还在我的胳膊上,像一枚勋章,刻在胳膊上,也刻在心里。每次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那次惊险的抓捕,想起小李焦急的眼神,想起作为一名警察的责任和使命。
从警第二十五年,我因为身体原因,从刑警队调到了社区警务室,负责辖区内的社区治安、矛盾调解、便民服务等工作。虽然工作没有刑警队那么惊险刺激,但同样重要。社区是城市的细胞,只有社区稳定了,城市才能稳定。
我的辖区里有一个老旧小区,里面住着很多老人和下岗职工,治安状况不太好,邻里矛盾也比较多。我刚到警务室的时候,小区里经常发生盗窃案,居民们意见很大。为了改善小区的治安状况,我首先想到的是加强小区的安防设施。
我多次找到小区的物业公司,协商安装监控摄像头和门禁系统的事情,但物业公司以资金不足为由,拒绝了我的要求。我没有放弃,又组织居民代表开会,商量自筹资金安装安防设施的事情。一开始,有些居民不太愿意出钱,我就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,跟他们讲安装监控和门禁的重要性。
“王大爷,安装了监控,以后小区里再发生盗窃案,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嫌疑人,您家里的财产也能更安全。”“李大妈,门禁系统安装后,闲杂人等就进不来了,小区里的治安肯定会好很多。”我耐心地劝说着每一位居民,功夫不负有心人,居民们终于同意自筹资金安装安防设施。
在我的协调下,小区里很快就安装了十个监控摄像头和两套门禁系统。我还组织小区里的退休老人,成立了义务巡逻队,每天早晚在小区里巡逻。自从安装了安防设施和成立了义务巡逻队后,小区里的盗窃案再也没有发生过,居民们的安全感大大提升。
除了加强治安防范,调解邻里矛盾也是我的重要工作。小区里有一对年轻夫妻,因为生活琐事经常吵架,有时候还会动手,邻居们都深受其扰。有一次,两人又因为家务事吵了起来,妻子情绪激动,把家里的东西砸得乱七八糟,还跑到楼下大喊大叫。
我接到邻居的报警后,立刻赶到现场。只见夫妻俩还在争吵,家里一片狼藉。我先安抚了他们的情绪,让他们冷静下来。“小两口过日子,磕磕绊绊是难免的,有话好好说,动手砸东西解决不了问题啊。”我坐在他们中间,耐心地劝说着。
我了解到,夫妻俩都是上班族,平时工作都很忙,回家后都想休息,谁也不想做家务,时间久了,矛盾就越来越深。我对他们说:“家务事不是一个人的责任,应该两个人一起分担。你们可以商量一下,合理分配家务,比如你负责做饭,他负责洗碗,你负责打扫客厅,他负责打扫卧室,这样大家都轻松。”
我还跟他们讲了一些夫妻相处的技巧,告诉他们要多沟通、多理解、多包容。经过我的劝说,夫妻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互相道歉,握手言和。后来,我还经常回访他们,看到他们夫妻俩和和睦睦的,我心里也很高兴。
在社区警务室工作的这几年,我帮居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。帮独居老人办理身份证、户口本,帮下岗职工寻找就业机会,帮邻里调解矛盾纠纷……虽然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但每一件事都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。每当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,听到他们说一声“谢谢”,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。
去年冬天,我在小区里巡逻时,发现一位独居的张大爷坐在楼下的长椅上,脸色苍白,浑身发抖。我赶紧跑过去,扶住他:“张大爷,您怎么了?是不是不舒服?”张大爷虚弱地说:“我……我头晕,浑身无力。”
我二话不说,背起张大爷就往附近的医院跑。张大爷体重不轻,我背着他跑了一路,累得气喘吁吁,汗水浸湿了内衣。到了医院,我赶紧给张大爷挂号、找医生,忙前忙后。医生检查后说,张大爷是突发高血压,幸好送医及时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我给张大爷的儿子打了电话,他儿子赶到医院后,握着我的手,感动得说不出话来:“陈警官,太谢谢你了,如果不是你,我父亲可能就危险了。”我笑着说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,以后要多关心关心老人,常回家看看。”
从医院回来后,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张大爷。第二天,我买了水果和牛奶,去医院看望他。张大爷拉着我的手,说:“陈警官,你真是个好人,比我的亲人还亲。”我心里暖暖的,说:“大爷,您别这么说,照顾好辖区里的居民,是我的责任。”
还有两个月,我就要正式退休了。最近,我一直在整理办公桌,把多年来的工作笔记、案件材料、奖状证书一一打包。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,那套洗得发白的旧警服,我依然舍不得扔掉。它见证了我的从警生涯,承载着我的青春和热血,也记录着我与老百姓之间的点点滴滴。
我翻出一沓厚厚的奖状,有“先进个人”“破案能手”“优秀人民警察”……这些奖状,是对我工作的肯定,也是我从警生涯的见证。但最珍贵的,还是那张泛黄的照片——我和小宝在派出所门口的合影。照片里的小宝,还是个懵懂的孩子,而现在,他已经成了一名合格的辅警,接过了我手中的接力棒。
这些天,经常有辖区的居民、曾经的同事来看我,跟我聊起过去的事情。他们说,我是他们见过最负责任、最贴心的警察;他们说,记得我帮他们解决的那些困难;他们说,会永远记得我身上的“太阳味”。听着这些话,我心里充满了感动。
三十年的从警生涯,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。我从一个年轻气盛的退伍军人,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警察;我从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出警,到如今坐着警车巡逻;我见证了公安队伍的发展壮大,也见证了社会的安定和谐。
我曾经问过自己,后悔当警察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、很危险,虽然我错过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光,但我从不后悔。因为当警察,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;因为当警察,让我有机会为老百姓服务;因为当警察,让我收获了老百姓的信任和爱戴。
警徽的光芒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;人民的信任,给了我无穷的力量。退休后,我虽然不能再穿着警服出警,但我依然会关注公安工作,依然会为社会的安定和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会把警徽的精神传承下去,告诉身边的人,告诉我的子孙后代,什么是责任,什么是担当,什么是为人民服务。
夕阳西下,金色的余晖洒在办公桌上,映照着那枚熠熠生辉的警徽。我拿起警帽,轻轻抚摸着上面的警徽,心里默念着:警徽,我守护了你三十年;往后余生,我依然会为你骄傲,为你自豪。
这就是我当警察的三十年